按：合伙创业，最大的失败不是企业的不成功，而是友情尽失。幸好1994年的我们一开始就约定散买卖不散交情，现在当初搞“竞步”的几个愣头青，又开始一一变成了扬沙网的股东了……
http://tech.sina.com.cn/i/2011-02-14/14015174574.shtml文/翟文婷
“刚33岁，鬓角头发已近全白。3年前还不是这样。”2010年平安夜，陈昊芝在微博上如此感叹。这大概跟当天早上赵嘉敏对译言往事的一连串“爆料”有关，内容涉及他出走的原因以及清退股权等问题。
两人同为译言网的联合创始人，赵嘉敏通过一封邮件不经意间发现了陈昊芝，认为陈是“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人选”。谁知，最后恰恰因为与这个合作伙伴的决裂，出走译言，创办了类似的东西网。
陈对赵在网上的炮轰没有公开回应，“怎么辩驳呢？你是黄光裕还是陈晓呢？你也不是那个级别的人，就算你是那个级别的人，到最后不也被说成是狗咬狗了吗？”他还表示，今天之所以被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年轻的时候也曾这样对待过别人。
即使作为旁观者，亦很难判定谁是谁非。关键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何在？为何决裂？探寻问题本身，或许能为创业者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及与之相处带来一定的思考和借鉴。这是意义所在。 要不要商业化？ 从一开始，这个公司就不太平静。
2006年底，陈昊芝见到正在国内出差的赵恺，促成了次年4月份译言在国内的落地。赵嘉敏、张雷、赵恺三个创始人都在国外，陈昊芝就成了译言在国内的注册法人、总经理兼董事长。陈昊芝说，早期他在译言类似投资人，公司日常管理更多地还是由国外的创始人具体负责。
然而，这几个人对译言的期望却不尽相同，“我是想帮助一个朋友做自主学习英语的事情，当时想在网上找一些人做英文图书翻译，比如英文经典名著。偶然之间发现了译言，而译言刚刚翻译了《连线》杂志主编的长尾理论，觉得跟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吻合。”陈昊芝回忆说，“但创始人张雷的想法是做维基百科那样的。”促使他们最终走到一起的，是双方的妥协，“他们对这种做图书翻译的商业化运作也比较认可，同时我觉得做用户贡献的方式也合理，总得有一个过程。”
译言成立之后，共吸纳了7位股东。赵嘉敏、张雷、赵恺作为创始人，分别占有28%、25%、25%的股份，陈昊芝占有10%。其他三位股东分别是新东方早期初创者之一陈平(此人1993年之后就基本淡出)以及赵嘉敏和陈昊芝各自的一位朋友，他们享有其余股权。
2007年年初，三位创始人回国看了看“寄养”的这个孩子长势如何，“没有增长，也就是持平。”赵嘉敏说，他还引述张雷的话，“译言也就这样了，可能做不起来，但也死不掉。”随后，赵嘉敏主动请缨回国，想把译言做起来。5月，他放弃美国的工作和即将到手的绿卡，拖家带口回到国内。
当时几乎所有股东都认为他不适合运营国内的公司，“他们觉得很多想法、做法可能不太适合中国国情，我就跟另外两个创始人说，我需要用半年的时间适应国内环境。”赵嘉敏说。所以，他回国后就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帮忙做事，一直到2008年年初，才以总经理的身份回到译言。为了取得归国留学生创业基金和政策的支持，译言的法人也变更为赵嘉敏。
而陈昊芝的说法是，赵一开始回国并没有确定要进译言，只是朋友的公司黄了，而他正好去做盛世收藏网，就把译言的运营都转交给赵。
2008年译言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汶川地震期间翻译的公益类文章，也为译言树立了一定的口碑。译言接下来是否要商业化，内部的意见又不一致起来，海外的张雷、赵恺两个人不太主张商业化，抱以很大希望的一个愿景是走维基百科的路数。而赵嘉敏的态度是，他们不太了解国内企业运营的生存压力，走维基百科那种公益募捐的形式，在国内很难行得通。在内部没有取得一致定论的情况下，2008年下半年，译言尝试过广告、跟英语教学机构的合作等形式，“但都不是特别成功。”赵嘉敏说。
迫于商业化生存的压力，直到2009年年初的股东会上，现金流才作为其中的一项任务被最终确定下来。 决裂 这恰恰是陈昊芝和赵嘉敏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段时间。
陈昊芝说，“嘉敏觉得美国的两个创始人影响了他对译言的直接管理。”作为赵嘉敏的坚定拥护者，他从中斡旋，“我一直是译言的董事长，所以我剥夺了美国两个创始人对译言日常管理的权利，让嘉敏完全自己来管。当时我是嘉敏最大的支持者。”
2009年年初的股东会上就确定了把权力集中到赵嘉敏一人的手里，赵嘉敏也证实确有此事，但这个权力具体是怎么集中到他手上的，他没有做出回应。
2009年，《卫报》、《美国读者文摘》等海外媒体的版权代理，逐步成为译言一项比较稳定的收入。具体操作是，在译言上单独开设一个栏目，帮助《卫报》运营中文内容。据此，译言每个月可以从《卫报》拿到3万元的运营费用。
另一块业务则是给网易这样的国内媒体推送一些优质的海外译文，首发是在译言。“同时，网易也会推过来一些比较紧急的任务，要求限时翻译。”赵嘉敏说。但这块业务却是陈昊芝看不上眼的一个方向，“这些东西很难长期持续。本来是要惠及很多人，现在却变成一个劳务性质的公司，差距太大。而且稿费对个人而言还好，对企业来说很少靠稿费活着，这不是很高的溢价。因为百分之六七十都要给个人，没有多少能剩下给企业。”
分歧产生了。
到2009年年中，矛盾终于摆上台面，也逐渐聚焦到陈、赵两个人身上。陈昊芝说，“译言的流量下降、译文量下降、用户量下降，时政类文章增多，译言成了愤青聚集地。”他表示，70%的股东对译言的运营状况不满意，“互联网公司从指标上出现问题，就是意识出现问题了；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倒退的时候，其实就离死不远了。而且译言共有16个人，把2/3的人调去做外包，给潘石屹翻译一本书；做宗教网站，挣四万块，离互联网的理想越来越远。”
但赵嘉敏却坚持，实际上译言的状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两大项目每月有6万元左右的收入，到七八月份每个月的支出在8万元左右，这样净支出只有2万元。”
就在这个时候，赵嘉敏被要求做付费阅读，“有些内容限制权限，只有付费才能看到。”而赵认为条件不太成熟，所以给每位股东提了一个报告，罗列了包括版权风险在内等问题，“好像陈昊芝也给股东提了一个报告，后来听一个中间股东说，除了在付费阅读上，你们两人的方案没什么差别。”但是赵嘉敏的报告“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回应他的是陈昊芝提出的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方案。
“当时我的方案是，公司出30万元，我带两三个人在公司内部组成一个团队，还是尝试做互联网方向的事情，比如用户贡献内容、审核、内容转售这一系列事情。赵嘉敏还是公司总经理，大的方向不变，不影响你的现状。”陈昊芝说。
赵嘉敏却不这么理解，他认为这是要把公司“一劈为二”，而且是“把一个蚂蚁一分为二”。他说，当时的分工是，“我带着人做社区和内容，陈昊芝去做商业和付费阅读的项目。”而他极力反对“分家”的另一个原因是，“译言之前有过这样的问题，运营权并不是很集中，不知道该听谁的。2009年股东会定了两个目标，还提出运营权集中，当时就集中到我的手上。所以我认为不能开倒车，应该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如果你坚持这样，我就把运营权交给你。”用陈昊芝的话说，“嘉敏怒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嘉敏要求开董事会现场投票是否同意这个方案。
陈昊芝劝导赵嘉敏，“你要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提出这个方案，就一定能取得股东会的支持。”他觉得赵嘉敏没有想明白一件事，“既然当时我能让70%的股东支持你做总经理，我照样能让70%的股东支持现在的方案。”他认为赵把一个可以商量的事情变成了要求所有人投票的事情，“结果自然是他输了。”
这也是让赵嘉敏困惑不已的地方，美国的两个创始人之前反对商业化，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着急商业化，表示支持陈昊芝的想法。赵嘉敏后来反思，跟另外两个创始人的分歧，是距离产生的沟通障碍。插一句，张雷和赵嘉敏是大学同班同学。
尽管股东会上仍然确定赵嘉敏是总经理，但因为不能接受陈昊芝提出的方案，赵嘉敏主动交出运营权，去主管《卫报》项目、跟《连线》杂志的合作，还有一个海外版权的合作项目。“等半年的合作期快到的时候，嘉敏同志跟《卫报》说，‘我要自己单做，你把项目给我。’对方很意外地跟张雷说，你们内部出现问题了？”说完，陈昊芝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赵嘉敏没有证实这个事情，他抱怨道，“2009年10月份的时候陈昊芝找我谈话，外媒版权不要我碰了，其他事情也都不要我做了。指责我把译言运营得一团糟，至于怎么糟也说不出来。他要求运营《卫报》中文网站项目如果不提价3倍的话就不做了，就算这个项目提价3倍后也不让我做了。”赵嘉敏认为，这样一来自己没有了做事的空间，“很明显是在赶人了”。11月初，赵嘉敏离开译言。中旬，译言跟《卫报》的合作期满，没有续约成功。
也许到此为止，大家认为以后就相安无事了。然而11月30日，译言突然遭遇关停；“我是11月6号接手过来的《卫报》，11月21日跟对方确认不再拿任何跟时政有关的文章了，可没有用了，已经上黑名单了。突然因为这个事情被关停了，实际上跟嘉敏是有很大关系的。”更让陈昊芝没有预料到的是，“被关停的第四天，赵嘉敏突然跳出来说，我做了个东西网。”陈昊芝毫不隐晦地坦言，那段时间他很生气。
而提到译言网被关停的原因，赵嘉敏也有说法，“因为有《卫报》的项目，时政类文章本身就会多一些，但看你怎么看了，当时60周年大庆，卫报也做了正面报道，定点拍摄的很多图片，国内到处在转载。”他宁愿觉得“到现在也不知道突然碰到哪根弦就被关停了”。
赵嘉敏还吐露，东西网刚上线的时候，是最艰难和最委屈的时候。“一开始也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做东西网，最后说还是上吧，该做的还是得做。之所以又做了东西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要把事情做下去的执念。”
但是赵嘉敏离开译言时，仍然保留着28%的股份。“你是译言的法人，又是单一最大股东，不能跟译言这么对着干吧。做了同样的事情，挖公司的人，挖公司的业务，挖公司的客户，已经很过了。”陈昊芝说，在2010年年初的股东会上，要求赵嘉敏选择，要么不做译言的股东，要么不做同样的公司。“他所说的排挤就是这个事”。
在股东会上，陈昊芝还提出给译言增资50万～100万元，但没有获得2/3股东的支持，提议没有通过。在僵局之下，“赵嘉敏提出，‘如果要增资，先把我的股权买断，我拿公司买断我股权的钱借给公司，将来公司要是有钱再把钱还我。’”陈昊芝说。
最后，双方签下一个备忘录，用100万元清退赵嘉敏20%的股权，保留8%。赵嘉敏把100万元以债权的方式借给译言，等译言融资或好转的时候，再还给赵。至于法人问题，陈表示，从译言关停至今，账面上亏损的90万元都是他个人垫资的，如果更换法人，赵要求偿付100万元。但赵嘉敏却有自己的看法，“以陈的行事风格，我并没准备拿到这笔钱。陈拖着不更换法人，我现在有义务没权利。”几个回合下来，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你不要跟我说哲学！” “2006年12月下旬，译言上线10天左右。那天晚上，我照例进入译言的管理员信箱，一封用户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写信的人叫陈昊芝，表示愿意跟我们谈合作。我连夜在网上搜集了一下昊芝的信息，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人选。”这是赵嘉敏于2008年9月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名为“译言诞生记”的一段话。从文字内容和表达语气来看，彼时与此刻两人的关系可谓冰火两重天。
陈职高毕业，先后做过几个互联网公司，爱卡网、盛世收藏网、cocochina、译言等，还有一些做过但死掉的项目，“30岁之前我都在卖东西”。而赵是抛下清华的博士学位跑到美国读的博士，硅谷工程师，7年之后重回国内，“当时想，创业只做一次，太辛苦了，译言就是惟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创业。做东西网也是把这个事情重新来了一遍，做的还是一件事情。”
赵嘉敏认为自己是在关键时刻做决定很快、力度很大的一个人。“陈平调解的时候说，很多时候事缓则圆，劝我不要离开公司。我可能平时属于比较性缓，不是那么硬。但是到了关键点，我的决策非常快，很快就能做一个判断，然后付诸一个实施，而且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点上。”接到Offer的两个星期内他就冲到美国。后来又用了1个月的时间杀回国内，即将到手的绿卡也不要了。
陈昊芝说自己30岁之前是个很强势的人，“我以前的一个合伙人很烦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发现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他最烦我说这句话。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他的今天都是靠你得来的。”
他对赵嘉敏的评价是，“非常高端翻译人才，做事很沉稳，很扎实，很有耐心，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但商业意识不是很强。他对做什么不是太明确，总希望拿自己的想法去做。”他还觉得赵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眼里，排序是士农工商，我就是属于那种底层的人。”陈昊芝曾经想聊点哲学的话题，立即遭到赵嘉敏的阻止，“你不要跟我说哲学问题”。
而陈昊芝的很多做事方式亦不能得到赵嘉敏的认同，“陈清退了译言的其他团队，就算我不挖他们，他们也不会在译言待着。很多老的团队，包括当初陪着译言度过最艰难时期的团队都走了。”不同的背景导致思维方式和做事风格的不同，甚至互不理解接受，又直接导致了互不信任。赵嘉敏感叹，“信任可能是可遇不可求。”而两人最后闹到这种地步，与各自创业热情的伸张和骨子里对主导权力的掌控也有很大的关系。
陈昊芝坦陈，当初他推动董事会采取他的方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合伙人的公司，在早期创业的时候，都应该让所有人出力共同推动这个事情。但是嘉敏认为他是总经理，这些事情都听他的就可以了。你们股东一年开一次会也就满足了。当时很明显的是，其他股东都被隔离出去了，大家不知道公司什么样”。他所指的是，2009年译言把运营权都集中在赵嘉敏手上之后。
赵嘉敏在一个初创型公司里面积极推进权力集中的做法，很显然不是他对权力本身的热衷。他在《学生创业指导》一文的译者序中写道：“我已经属于作者眼中垂垂老矣的那种人了，错过了创业的黄金时期。不过，我也不甘心：老则老矣，拖家带口也是真的，但迟暮就未必。更何况内有一腔抱负，外有良师益友，多少也算扳回一局吧。”
到此为止，可以说这场争斗没有任何赢家。
陈昊芝目前仍然是译言的董事长，但他表示，2011年会把主要精力放在cocochina，在译言只担任董事；赵嘉敏也反思，“的确有一些创业者信奉斗争哲学，就算只有斗争才能成功，在斗争爱好者眼里，能称得上成功的也一定是极少数。为了这极小的概率而殚精竭虑，又是何苦。”
而且这件事以后，陈昊芝就给自己定下了两个规矩，“如果这个事情我只是投资人的身份，第一，我会只拿30%以下的股权；第二，只是做董事；第三，只是给些顾问性质的意见，不会参与日常运营；如果确定这个事情要待下去的话，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你要百分之百控股。在cocochina，我的这个合伙人是有非常强的专业技能的，那就要尊重他专业内的选择，除此之外的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要分得很清楚，一旦明确了，就不动了。否则我就不做总经理、董事长，甚至我就不做这个股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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